除了围绕社会热点的监管、税收等问题，在最近一次立法研讨会上，慈善界还提出了多项建议并为此展开争论。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表示，每一条规范的出台都是一把双刃剑，“我们要不断地问，这是促进了行善的权利或自由，还是不当地限制、禁止了行善的权利和自由。”
1.政府退出募捐市场
在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看来，最重要的是厘清政府和慈善之间的关系，让政府的归政府、民间的归民间。未来，政府若用慈善捐款来支付它本应该用财政收入支付的社会福利费用，应该划为违法行为。
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指出，政府应退出募捐市场，限制行政募捐这种扼杀公众捐赠热情的募捐方式。“很多人受了伤，以后就没有第二次捐赠了，这是涸泽而渔的捐赠方式。”陈红涛还建议，进一步放开捐赠资格，让更多的公益机构具有公募资质，用自发自愿的捐赠保护大家的积极性。
2.将服务捐赠纳入立法体系
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公司执行主任翟雁称，有抽样调查显示，2013年，我国捐赠服务比例在156个被调查国家中垫底，在慈善立法中，应考虑志愿服务的捐赠价值。
据翟雁介绍，十几年前，慈善界就提出过志愿服务捐赠价值的课题，但是国家没有立项。志愿者捐赠，和其提供服务对应的市场价值，应该被纳入统计。比如，一个律师一个小时的薪酬是200元，免费提供了一个小时的服务就是捐赠，此外，志愿者在服务中个人有很多成本投入，比如交通餐饮等等，也应计算在内。
3.中小学课本加入全民慈善理念
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建议，加强培育公众慈善理念和文化，包括促进社会踊跃捐赠，定期捐赠的氛围；引导公众接受慈善、筹款也是有成本的；同时引导公众跳出传统慈善的救济施舍模式；争取在中小学课本中加入全民慈善理念的相关课程。“中小学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阶段，如果在这个环节能够加入一些适当的理念，这对公众的慈善教育有很大帮助。”
4.对非公募投资性收益免税
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建议，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投资性收入给予免税。投资性收入纳税会极大地抑制捐赠，“现行税法规定，非营利组织可以免税，对于企业来说免税的幅度还较高，在利润的12%以内都可以免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企业把钱捐给了基金会，基金会再去投资获得收益，就必须按照企业所得税的25%纳税。比如南都基金会1个亿的基金，如果每年投资增值1000万，我们要缴250万的税。”刘洲鸿称，这将抑制大的基金会产生。
5.降低非公募基金会的支出比例
刘洲鸿称，公益支出比例和管理津费偏高，会影响非公募基金会发展。根据现行规定，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不得低于基金余额的8%。如果没有固定的捐款收入，又不能从本金中持续获得高于 12%的收益，基金会几年后便会花完所有的资金，被迫关门，很难产生百年老店。在美国，基金会投资只交净收益 1%的消费税，年支出为上年基金余额的 5%，而且行政支出包括在5%以内。在欧洲，对基金会并没有硬性的支出要求。
6.无须法律规范的交给社会
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，行善是一种权利和自由。立法首先保障这种权利和自由，无须法律规范的，一定要交给社会自主调整，因为社会除法律外，还会有道德、习惯、风俗、伦理等等提供秩序，这是立法者应有的克制。
同时，立法应考虑慈善在组织、资源来源、行为方式、机制等方面的多元化。给它们提供空间，同时也给它们提供边界。
